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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先生选编《英国诗歌选集》(珍藏版)面世 被誉为迄今国内最权威英诗

作者: 宿迁文学网 发布时间: 2021年08月03日 13:31:41

王佐良先生选编《英国诗歌选集》(珍藏版)面世 被誉为迄今国内最权威英诗

王佐良先生选编《英国诗歌选集》(珍藏版)面世 被誉为迄今国内最权威英诗

  书名:《英国诗歌选集》(珍藏版)

  选编:王佐良 注释:金立群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定价:168.00元

  【内容简介】

  《英国诗歌选集》(珍藏版)全书由英国诗歌研究界的泰斗王佐良先生和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先生主编,被誉为迄今为止国内最权威、最系统、最全面的英诗选本,并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书博采众长,集英诗大乘与精华,篇篇沥透王佐良先生和金立群先生的慧眼和心血。作为与许国璋、吴景荣齐名的建国以来最优秀的英语教育家,王佐良先生治学严谨、恪尽勤勉,数十年磨一剑,曾于1993年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诗选》,热销二十年,享誉外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影响了一代人。《英国诗歌选集》以《英诗选集》为蓝本,汲取二十年来英诗研究的新观点、新成绩,由金立群先生担纲注释、修订工作,对原作进行增补、筛减,撰写超过原书三分之一的全新注释和深入全面的权威解读,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可谓是强强联手共同奉献于社会的图书精品。在传承大师名作的同时,也揭示英诗流变之迹,为学习和研究英国诗歌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更为广大英诗爱好者、英美文学读者、英语学习者和研究者奉上一席饕餮盛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及参考价值。通过注释,读者不仅能够感受英诗名家的深邃思想和深奥哲理,领略各家各派的独特艺术风格,还能了解英国诗歌各时期各流派演变的脉络,由表入里,由外而内,由有形到无形,体味语言的含蓄、蕴藉,进入更高的赏析层面,从而充分体味诗歌美的内涵,把握英国诗歌发展的整体面貌和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

  选编 王佐良

  王佐良,我国著名教学家、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39年毕业于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1947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学习,获B.Litt学位.1949年,于新中国建立前夕回国,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历任英语系主任、副院长。王佐良教授治学严谨,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功底深厚,一生勤于著述,精心育人,在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中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王佐良先生学生时期就写诗,并有英文诗发表,又有中篇小说《昆明居》为世人所知。五十年代起以双向翻译从事文化交流和文学研究, 把中国戏剧文学名著《雷雨》等作品译成英文,把英诗多种移译为中文,主张以诗译诗,存原诗风貌;研究英国文学的中英文论著,以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诗歌两个领域为主。集诗人、翻译家、研究工作者于一身而各有成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许国璋、吴景荣曾被誉为新中国的“三大英语权威”。他为新中国英语教育和英语翻译所做出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做过回忆和论述。

  选编、注释 金立群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1978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师从王佐良、许国璋教授,攻读英美文学,获硕士学位,成为“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年赴美国工作,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学习,从事经济学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入国际机构工作,并在其中担任要职的专家。在财政部工作期间,长期负责组织和参与中国对外双边和多边高层经济对话。金立群是我国学术型的高级官员,其学术研究跨越英美文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曾多次为国内外英文刊物撰稿,出版过多部专著和译著。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主席;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等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

  

  编写一部有价值的英国诗歌集,必须掌握两个要点: 其一,重要的诗人及其作品都应入选,否则就缺乏代表性; 其二,应该尽量避免和其他选本雷同,否则就没有其自身特殊的价值。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王佐良教授以其独到的慧眼,精心筛选了英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和诗作,最终确定了这个选集,圆满地解决了这个两难问题。这是一部在时代、流派、作家和作品等方面都得到兼顾,而又重点突出的英国诗歌选集。

  《英国诗歌选集》原名为《英国诗选》,是为中国学生选编的。就其代表性而言,中国学生应该了解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基本都已齐备。因此,只要认真阅读这个选本,他们的知识板块中就不会出现让人尴尬的缺陷。而且就其特殊性而言,英国诗歌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在此均获一席之地,而这些诗歌常因某种原因被排斥在英美学者选编的诗集之外。王佐良教授一贯强调,中国人研究西方文学应有中国的视觉。这部选集充分体现了他的选编原则。他在遴选作家和作品时,始终着眼于中国学生的需要,以使学生通过这些诗歌更好地了解英国的历史和社会,培养学生独立的见解和赏析能力。鉴于这个选本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入选作品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却有利于学生打好英国语言文学的基础,爱好英语的学生可以从中体会到植根于浓厚文化中的英语,咀嚼含义深邃的词语,欣赏多变的句法,领悟英语丰富的表达形式。

  原《英国诗选》出版至今,已将近二十年了。多年来,我一直跟踪英美高等学府在英国文学方面的教学动态,关注各种文学体裁选集的编者增选和淘汰作家及其作品的倾向,观察英美学者对英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的评价和再评价。总体上说,核心作家及其核心作品受到的重视是基本稳定的,但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诗作,因受政治气候、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会遭遇周期性的波动,或被热烈追捧,或遭冷遇被弃。在这方面,这部选集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足见王佐良教授的功力。这次修订时,我感到有必要做些小幅度的调整,补充了一些重要的诗作。 为此,不得不放弃了个别长诗,或作删节,以便为前者腾出版面。 这次修订再版,就题解和注释方面增加了不少内容,并更名为《英国诗歌选集》。同时,在排版设计上也做了必要的改进,统一了体例,以使读者一目了然。

  这个选本所包括的作品,就其文学价值而言,王佐良教授已经在序言中做了深刻的阐述,我不可能再做任何更加有意义的补充。我只想借本书修订本出版之际,就这部选集超出英国文学教学范围的意义,和读者分享我的体会。

  中国古人曰: “诗言志,歌永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表达人的思想和意志最原始、最直接、最质朴、最有冲击力的艺术形式,而追求冲击力也许是现当代的诗人最本能的冲动。有些诗人醉心于形式的创新,意象的奇特,表达的乖张,致使他们的作品扑朔迷离,难于卒读。 他们乐于和传统决裂,不惧走到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也更多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正因为这些诗歌结构不合常规,语义含混,不易诠释,反倒为读者留出了宽阔的想象空间。注释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既要提供必要的理解助力,又要防止随心所欲的发挥,越俎代庖,妨碍读者的独立思考。英美有些文学教师对我说过,他们不喜欢教材里有太多的注释,担心学生由此产生依赖心,不去认真探求诗歌的内涵和底蕴。此话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基础知识。即使对英美一般人来说,一部白文英国诗歌选,或者一部白文《莎士比亚全集》,也并不是浅显的读物,正如一部白文《十三经》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生一样,不啻是天书。英国文学史上的有些诗人,如多恩、叶芝、艾略特、燕卜荪等,都刻意创新,语蕴奥秘,他们的诗作,如无较为详细的注释,学生根本无从入手,更谈不上独立分析和欣赏,只会感到索然无味,兴致全消。 我希望本书的题解和注释能为学生铺平道路,排除障碍,在此基础上,由他们自己来发掘这些诗歌所包含的语言、文学和人文精神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原《英国诗选》的中文译本的问世,先于英文版。 在我动笔为英文版作注释时,中文译本尚在排印之中,因此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些诗歌译文的真容。王佐良教授在向我交代任务的时候,提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注释和中译文不一致怎么办?对现当代诗人的作品中晦涩和有争议的解释怎么处理?他的建议是,可以不去理会中文译本,该怎么注释,就怎么注,由我自行裁定。这就给了我很大的回旋余地。确实,翻译和注释是两种不同质的工作。诗歌的翻译,贵在抓住原作的灵魂,如能做到译文达意,富有诗情,语言优美,风格相似,那就是成功之作。诗歌之美,美在形式,但又脱不开形式的桎梏。诗歌的翻译更是受到形式的束缚。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一首译诗可以达到这一尽善尽美的境界: 既完整地表达原诗中的所有含义,而又不害其音韵,不伤其形式。我如此说,并不是出于对诸多译者的不恭,而恰恰表明我深深理解翻译诗歌的苦衷。 诗歌语言较散文简洁,多重含义浓缩于字里行间,译诗确实难以顾全者,有时只能以文害意,有所割舍,亦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注释者有放开手脚的自由,不必迁就形式,凡是诗中任何可能的含义,都可以而且应该逐一点明,梳理和解释清楚。注释的关键是出言有据,避免毫无根据地随意发挥。根据上述原则,对于本书中的每一首诗,我尽可能做简明而必要的诠释,避免过于繁琐的解析,有别于现今流行的“某某诗歌赏析” 之类书的处理方式。有些诗句或词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有定论。 遇到这种情况,则加以点明,同时给读者留出自己思索和理解的空间。我至今仍未看到过这部选集的中文译本,这次修订时也刻意不去找中文译本。但是,我跟踪了最近几年英美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尽可能大量地引用资料,对初版中的注释逐条重新思考,或推翻,或修正,或充实。修订版中近一半的注释,都是重新写定的。

  原《英国诗选》对于有些近当代诗人的注释过于简单,或者该注未注,读者定会感到不便。当时的考虑是,如无权威定论,对有争议的词语,宁可不注,也不要误导后学。原《英国诗选》的注释完成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该书出版之后,我又利用在美国工作之机,陆陆续续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料。对于二十世纪初出生,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诗人,近年来英美学术界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这次修订时,我花了很多精力,对近当代一些诗人的作品,尽可能地充实了注释的分量。当初作注时,我只为少量的诗歌写了题解。这次修订时,我对大部分诗歌都增补了题解。本书的中文版译者对每位诗人都写了“作者和作品简介”,英文注释本采用了这些内容,这对读者是很有帮助的。新增的题解和原译者的“作者和作品简介” 并不重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写的这些题解或者是必要的补充,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为读者提供理解的便利。题解起到导读的作用,希望读者能够根据提供的线索,自己进一步去加深理解。一部优秀的作品,绝不是只有一种给定的解释,甚至不应局限于作者的本意。只有为读者不断提供新的理解和想象延伸性的作品,才是真正有深度的杰作。而注释者则应该懂得适可而止,避免过于繁琐,剥夺读者自由赏析的权利。

  需要说明的是,原译者对有些诗歌的标题和一些专门术语的中文译名,和我的翻译并不完全一致。这次修订时,为尊重原译者,我决定对原书中“作者和作品简介”的文字,基本不作改动,以存原貌,只是改正了排印错误,并对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必要的技术性处理。鉴于修订本对有些诗人的作品有所增删,故所选诗歌的实际数量,和原译者所举会有出入,就不再一一说明了。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一些入选诗人陆续谢世,我已相应将他们的卒年补上。

  原《英国诗选》的定位,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教材。我借这次重新修订之机,力图通过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和详略得当的注释,为广大英语爱好者提供阅读的方便,激发他们的兴趣。 和二三十年之前不同,今天中国的青年人几乎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热情之高,远非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可比。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基础都已普遍提高,具备了阅读难度较高的作品的能力。本书所选诗歌对于了解英国文化历史背景,提高英语水平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不少有名的作品,英美学生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接触。例如,美国有的中学,要求十年级学生在两周内读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学会分析约翰 多恩这样难读的玄学派诗人的作品。这些基本训练,是培养学生理解能力和提高英语写作水平的必要条件。我们国家也一样,中学生都应该熟读一些唐诗、宋词,要逐步打一点基本的古汉语底子,提高文学修养。在语言文学方面,扎实的基础训练是一门必要的课程,今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会终身从中获益。我感到,作为一部精心编著的英语教材,在今天不应该仅仅限于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独享。本书对于高等学校的学生,以及具有中等以上英语水平的文学爱好者,都是有益的。

  关于从事国学研究的学生是否需要学习外语,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我的看法是,悉听尊便。中国古代出了那么多大学者,没有一个是懂外语的。从这个角度看,国学研究者学习外语,当然没有绝对的必要。 但是,那是历史使然。 近当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钱锺书等,无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受到西学的启发,他们的视野更为宽阔,研究方法都有创新,从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在跨国交流频频、学术切磋繁荣的今天,即使是中国文史哲领域的学生,花点时间学习国际上的主要语种,肯定也是值得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中国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有长足的进展。中国英语教学的普及程度空前提高。英语不再是英语教学工作者、科研人员、外交官、英语翻译等所独享的技能。事实上,英语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都拥有的知识技能。我国各行各业专业人员的英语水平有了根本的改观,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我更要强调的是,打好英美文学语言功底对涉外工作者的重要性。我国已有一大批专业人员在涉外经贸活动中、在各种国际交往中,凭借娴熟的英语沟通能力,有效地开展工作。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专业人员进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甚至担任要职。在这可喜可贺的现象背后,也有一些问题令人惴惴不安。不能否认,外语水平欠缺仍然是障碍,影响不少涉外工作人员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和母语为英语的同行相比,国人在表达能力上的差距,无形中限制了他们在国际机构中的发展晋升。总之,在我们的对外交往中,语言水平依然是高层次和深层次发挥我国软实力的制约因素之一。作为应用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水平对于涉外工作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在出国留学必须经过的英语考试中,我国的学生成绩骄人,但是他们实际的口笔头表达能力非常有限,与考试成绩形成很大的反差。虽然语言的局限并没有妨碍中国留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取得应有的成就,但显然制约了他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发展,影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才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所谓“涉外”和“涉内”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为此,我们需要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这次修订时,我着眼于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大大地加强了注释的分量,对一些关键词语作了双语释义的处理。修订本中注释的新增内容超过原书三分之一以上,相信能为广大英语爱好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常听人感慨,英语水平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似乎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无论怎么努力,也只是徘徊在原地,无法攀升到更高的层次,去领略得心应手地运用这门语言的乐趣。其实,再上一个台阶的困难,并非源于任何天然屏障。大凡人们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满足于听说读写差强人意的表现,深造的动力明显衰竭。 应该看到,障碍往往是自己设置的。不少人闯过了阅读关之后,满足于浏览与工作有关的书籍和报刊,不太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去钻研较为艰深的诗歌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这样,一旦在阅读上限制了自己,就很难指望有所突破,长此以往无异于自我封杀。反之,只要能扩大阅读面,加深难度,完全有可能突破限制,在玻璃天花板上凿开一个突破口,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一代著名英语教授王佐良恩师已经作古多年,但愿此书的再版,能给他的在天之灵送去我最诚挚的告慰。

  修订稿杀青之际,不禁想起拜伦《哀希腊》中由马君武先生翻译的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有两句曰:“吁嗟乎!欲作神圣希腊歌,才薄其奈希腊何!”我为此选本作注,实有同感。所幸修订本的出版,得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朱亚军博士和他的同事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书简装本出版发行以来,颇受欢迎,诸多中外友人和政要都很喜欢。这次的精装本,对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技术性处理,改正了个别排印错误。当然,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金立群2016年4月2日于北京

  本书原序

  把一个外国的诗歌通过一个选本介绍给我国读者,是在向他们展现这个国家里最敏感的人的体验、见闻、思想、情绪、想象力、文才。不只是赤裸裸的灵魂,而是经过加工的艺术品。那么,英国诗歌有些什么独特品质值得中国读者倾心?

  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事实上的答案。从苏曼殊等人发表所译拜伦的《哀希腊》开始,中国的读书界就有了印象,看出英国诗歌是西洋文学里的一大精华。要取得中国读者的欢心并非易事,他们受过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而这是世界文学中历史最长、成就最高的民族诗歌之一,因此在他们阅读英国诗的时候,免不了要将英国诗同中国诗加以比较,或喜其异,或寻其同,同异之中又有优劣,从而扩大了视野,磨炼了判断力,丰富了情感和美学经验。

  现在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大革命、十年内乱,眼前又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深刻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情感更其深沉又更其敏锐了,文学趣味也更其多样化了。在这个时候再来阅读英国诗歌,又会有什么印象?

  一个编者无权代读者立言。他只能根据自己的眼光,从英国诗歌的大海中,选取若干明珠,以供众赏。他主观上想要努力编出一本各代各家都有代表作在内的综合选本,然而限于认识,难免偏颇。只不过,这偏颇是一个中国编者的偏颇,他的骨子里既有对于中国诗歌的深刻爱好,又有对于世界诗歌的强烈追求。随着时代的迁移,他的诗歌趣味经历过变化。青年时代,他自己也写诗,醉心于现代主义,到了他编选此书的老年,他有了更广泛、更兼容并包的看法,既是现代主义者,又是古典主义者,凡是好诗,皆我所爱。

  说明了这一点,他愿意进而谈谈他觉得英国诗歌有些什么特点,什么优秀的品质。

  历史

  英国诗的历史并不短,大致有一千五百年。通常人们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一、 古英语时期,从五世纪到十世纪,其代表作是史诗《贝奥武甫》,其特点为内容上的英雄主义和诗律上着重头韵而不用脚韵,因此节奏严厉,重音一下一下打击着人的听觉,犹如古日耳曼武士“酣战中的刀砍声”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约翰 理查德 格林: 《英国人民短史》,(1874) 万人丛书版,1915,上卷,第26页。二、 中古英语时期,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其代表作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它将英国写实主义同欧洲大陆优雅诗风结合在一起,而巧妙地突出了前者;另一重要作品《农夫皮尔斯之幻象》则继续了古英语头韵体诗的传统,只不过内容上变成了宗教性的揭恶劝善。三、 近代英语时期,从十六世纪到今天。

  中国读者所注意的,主要是近代英语时期的诗歌,而这也确是一个收获特别丰盛的时期。它包括几个大的诗歌高潮: 十六七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诗歌,每个高潮里都涌现一大群有影响的优秀诗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做了“发其端”的大事情。

  品种

  戏剧诗是英国诗的特长。莎士比亚和他的一大群同辈不仅是戏剧天才,而且是诗歌天才,而他们所写的戏剧诗是雅俗共赏的,即既是高雅艺术,又是群众娱乐媒介,无论是叙述行动、描写环境、抒唱感情、发表议论或只是引人发笑都做得极为出色。这诗剧是一个特有的历史时刻的产物;这个时刻一过,英国舞台上再也见不到这样诗与剧、高雅与普及的完美结合了。而这,也使它更加可贵。

  抒情诗也同样是英国诗的骄傲。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个抒情歌手已经令人惊叹,而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五位浪漫主义大诗人相继出现,其中华兹华斯以哲理入诗,以白话写诗,开辟了全新的境界;雪莱在社会思想上、济慈在美学思想上都攀上新的高峰;柯尔律治兼是敏锐的诗歌理论家;而拜伦所作风靡全欧以至全世界。诗歌变成了一种情感潮流和思想力量,英国诗把它的抒情性发挥到了极致。

  但还有许多其它品种。弥尔顿一个人在英国树立了新型史诗,又复兴了希腊式的古典悲剧。比他略早的玄学派诗人写出了既有热情又有思辨深度的十分耐读的奇异作品。十八世纪的蒲柏精雕细刻,在双韵体的写作上达到了至今无人超越的水平。有一类专写农村生活的诗,如十八世纪后半叶克莱普所作,他用细致的笔触带着感情描述人民疾苦。在叙事诗方面,司各特和拜伦以及十九世纪末年的威廉 莫里斯都是说故事的能手。后来有霍普金斯用“跳跃节奏”写的宗教诗,更后又有燕卜荪吸收了现代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学说写的哲理诗,两者又都是纯然英国本色的。在一个低平面上,还有一类滑稽诗,似乎是没有意义,实则当中有对于势利眼、逻辑迷、学究气之类从不经意处斜斜一刺的可喜之作,如十九世纪末年爱德华 李亚的“胡说诗”,也是英国的独特产物。

  没有一种文学品种是完全纯粹的,但是英国诗人们似乎更能利用品种的混杂而取得特殊效果。弥尔顿的《失乐园》是史诗,而混杂了抒情诗,这就不仅使内容更加丰富,而且透露了这位大诗人特别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例如在光明颂里突然插上了对自己失明的痛苦的呼喊,而夏娃对亚当诉衷情的段落则使人类的母亲显得分外温存。拜伦的《唐璜》实际上包含两本书,一本是主人公的经历史,一本是作者的谈话录,而两者互为层次,互相衬托,有机结合,使这部“讽刺史诗”成为一大奇书。

  地方色彩也增加了英国诗的丰富。彭斯的苏格兰民歌为英国诗开辟了一整个新的方面。二十世纪的爱尔兰则提供了叶芝的诗,而叶芝的成就——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而又超越它,不热心于武装斗争而传下了民族解放运动中英雄美人的风姿——使他站在二十世纪英文诗坛的最前列。

  深刻性

  有几种深刻性并存: 感受得深,探索得深,再加上刻画得深。

  感受深: 对生和死的感喟,对命运的抗拒,灵魂受煎熬的痛苦,见诸十六七世纪诗剧,见诸弥尔顿的史诗;对于工业文明的烟尘遮盖了英格兰的绿色田园及其纯朴生活的切肤之痛,使雕刻匠人布莱克写出了最朴素又最深刻的好诗;以爱情诗而论,很少有人像哈代那样写得平凡实在,却又那样真挚感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神往,济慈对诗艺的专注,丁尼生对世界变化的焦虑,布朗宁对心理的剖析,艾略特对乡土、宗教和战争的沉思,等等,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刻?

  探索深: 在科学进展的十七世纪,诗人们对新的时空观进行了探索;在阶级压迫特别凶狠的十九世纪初年,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展望一个无阶级的大同世界;威廉 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转变成社会主义者之后,对未来社会多所憧憬,才能在《希望的香客》里对巴黎公社作了那样热情的歌颂,其滔滔长行反映了他澎湃的心潮。论者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题是诗人不倦的探索,但是探索的又何止浪漫派一家?

  刻画深: 深刻的思想感情溶入诗艺,诗艺又使思想感情进一步深化,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是一体。抒情则高翔九天,写实则笔笔具体,而具体事物之后又总有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使之厚实,使之深远。

  新颖性

  新颖性见诸形式上的多种试验,因此才有上文提到的品种的丰富。有的品种音乐性强,有的则发掘了诗的散文美,而后一点构成英国诗的一大特色。早期诗剧所用的无韵白体诗就有散文的因素在内,因此才能变成能上能下、能实能虚的戏剧诗体,后来这诗体又在弥尔顿的史诗和华兹华斯的哲理长诗里进一步发挥了强烈、敏锐而灵活的表达力。散文化又见于多恩的玄学诗,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讽刺诗,拜伦在《唐璜》中的纵横放言,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一直到艾略特、奥登等人的现代派诗里的城市节奏和城市谈吐;同时,音乐性强的诗也在发展,莎士比亚的歌谣,德莱顿的将军乐,丁尼生的清音,斯温伯恩的恋歌,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出现狄兰 托马斯的如醉、如狂、如念符咒的奇诗。无论是散文式或是吟唱式,英国诗歌天才都自有创造,而两体兼美,或慷慨高昂,或亲切低语,既能写实,又能抒怀,表达了人生的千种情态和想象世界的无穷变化。

  新颖性又见诸诗歌语言的不断革新。几次大的革新运动,如十六世纪之反对掉书袋,十八世纪末年之反对“诗歌词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反对陈言套语,都是与革新内容同时进行的,谈的似乎是文字细节,着眼点则是文字后面的意境亦即精神世界,涉及诗歌的本质、诗人的地位和职责,甚至整个文学艺术在社会里的作用等等根本问题。因此每一次改革不仅使诗歌语言新鲜起来,而且把新的艺术观、社会观、历史观注入内容,合起来就造成一种诗艺新、思想意识也新的大局面。

  而作为制约,英国的诗人们又有浓厚的传统意识,使得革新不成为一种放纵——唯美主义在英国是短命的——不成为毫无法度的跑野马。

  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

  英国诗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例如有的论者讥它气度窄狭,岛国本色。确实是这样。十九世纪浪漫派高潮过后,多的是内容琐微、文字平庸之作,只在美洲新大陆上才出现一种内容与文字都迥然不同的新的英文诗歌,大气魄,新节奏,真是石破天惊,从此建立了一个新的诗歌传统,惠特曼之可贵正在这里。

  然而任何国家、民族的诗都有其本土气质,本土气质越浓厚,往往也越能吸引世界上的读者。英国诗里多的是具有这种真正本土气质的优秀作家——没有人能比莎士比亚更富于英国本色,但他又是世界文学上巨人中的巨人。

  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气质不可能是全然纯粹的,任何土地都不是孤立的,都承受外来影响,特别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靠海洋作为向外通道的国家。在从小小岛国变成世界帝国的过程里,它的思想气候也起了变化,在诗里也多所反映。在玄学派诗里有新科学,有从未见过的海洋,才产生了从未入过诗的新形象。在蒲柏的整齐、文雅的诗行里,有从欧洲大陆来的理性主义的新文明。帝国的残酷出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歌颂武功的诗里,连丁尼生也不免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使得一整代诗人从甜美的抒情转向战壕尸骨的写实,而现代主义的兴起则表明法国和美国的诗风在猛烈吹进英伦三岛。还应该加上翻译的作用: 十六世纪译荷马、十九世纪译奥马尔 哈亚姆奥马尔 哈亚姆(1048—1122)是波斯的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归在他名下的主要诗作为《柔巴依集》(一译《鲁拜集》)。、二十世纪译中国唐诗,都使英国诗吸收了外来影响,而优秀的译作本身又成为英国诗里的精品。

  通过翻译,也通过日益增加的别处的人阅读英文原著,英国诗也一直在影响着别国的诗。特别是十六七世纪的诗剧、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二十世纪的现代派,其影响更是世界性的。而这种影响不是一时的或一次性的,常有过去的作家、作品被重新发现或重新认识,例如近年来对于布莱克和济慈的新的重视就早已越出英语国家的范围,在我们中国也有了波澜。

  英国诗有深厚的本土根子,又向世界开放,其力量在此,其丰富也在此。

  现状

  二十世纪中叶,世界的变化使得英帝国瓦解了,对英国诗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有的论者以为英国诗衰落了,特别是同精力旺盛的美国诗比较。

  政治经济的消长不一定立即导致文学艺术的同样消长,何况帝国虽不存在,英国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变化当然是有的。二次大战之后,在“福利国家”平凡生活的气氛里,产生了拉金那样的嘲讽多于激情的随笔式的诗。然而接着来的,却是休斯的写猛禽野兽的强烈性作品,有些人认为他是在宣扬暴力,虽然诗人本人是否认的。同时,地区上仍然活跃着优秀诗人——苏格兰就有一群,他们的领袖人物休 麦克迪儿米德一直到七十年代还在写作,而北爱尔兰则出现了一个凯尔特天才的新的体现者,即西默斯 希尼。

  英国诗仍然走自己的路。风行美国的垮掉派诗和后来的自白诗似乎并未在英国诗坛引起多大反响。也许,这正是英国诗的力量所在。在当今世界上,英文诗里仍然是两大传统竞秀的局面,没有归于单一。

  从经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的盛况的人来看,英国诗目前无疑处于低潮。但没有一个国家的诗歌能长远处于峰巅,低潮固是消退,也可以是另一个高潮的准备。

  只有英国诗人们自己能够判断。不过我想,在他们作出回答之前,他们必然会把他们和他们先辈已经写了的诗指给我们看。建立了世界文学中这样一个名家辈出、个性鲜明的诗歌传统的人在面对将来的时候,尽管命运难测,一定是无所畏惧的。

  关于这个选本

  剩下来的事,就是对本书的体例稍作说明了。

  这是一个在有限的篇幅内力求全面的选本,包括了古英语、中古英语和近代英语三个时期,每期中的重要流派、作家、作品大致上都备一格。重点则是近代,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结束点。

  共选诗人64家,诗315首本次修订本有所增删,共331首。(短诗全是完整的,长诗则只能节选)。这些诗绝大多数是公认的名作,但也选入了若干不见于其它选本的诗篇,特别是内容与中国有关而诗艺又出色的佳作,如奥登的几首十四行诗和燕卜荪的长诗《南岳之秋》。在每家前面,有“作者与作品简介”,力求写得简练,除介绍必要的背景知识外,着重说明作家的特点和所选诗章的特色,虽然参考了前人评论,更多的是撰写者个人的见解。

  本书先出中译版(上海译文,1988),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一项,现在为了学习和爱好英诗的读者的方便,续出英文版,加上了中文注释。这些注释和题解都出自金立群之手,我谨在此对他和帮我撰写“作者与作品简介”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佐良一九九二年春